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立基未稳，外有列强环伺，边患屡兴，内则财力维艰，政党纷攘。各地军阀横行，会党蜂起，民生凋敝，饥馑荐臻，铤而走险者日众，聚而为盗。忧国之士睹此，复哀民国险象环生，“去死即在眉睫”。<1> 24岁的青年李大钊（1889—1927）总结民初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大隐忧，“环顾神州，危机万状”。<2> 康有为（1858—1927）感叹辛亥革命将“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遂使整个社会“进无所依，退无所据”。<3> 弥漫于民初知识群体的焦灼心情，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对于守旧的知识群体来说，置身传统秩序崩溃与民主秩序未立之间的混乱中，亲历清末民初世运之变，无不感到世风日下，政治现实的进程恰如陈寅恪（1890—1969）所言，“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4>
实际上，民元非但政治失序、道德失范，社会危机四伏，传统文化秩序也濒临瓦解。两千年王朝政治一夕终结，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骤然崩溃，给中国传统知识人带来前所未有之冲击，也即一直以来赖以安顿身心的、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整合之下的观念、价值世界之解体。<5> 这无疑加剧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就已出现的知识人在文化、生命价值意义方面的认同和取向危机。<6> 可以说，清末民初知识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变局中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鼎革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外部秩序危机，更是由此产生的个体精神世界之信仰危机。
危机将社会种种积弊、矛盾以及个人在时代变局中的彷徨与挣扎呈现出来，促使人们在挑战与压力中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知识阶层在彷徨与叹息之余寻找新出路，有的因对革命失望（“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转而从事“德赛先生”的文化启蒙<7>，也有的则依托（本土或域外的）文化及宗教资源，寄希望以此收拾人心，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救国于倒悬。此即清末民初知识阶层普遍对宗教产生兴趣，进而形成一阵“如潮之涨、如火之炎的‘宗教热’”之时代背景。<8>
确实，揆诸中外史乘，社会失序陷入危机之际，一旦旧有的主流价值系统不再能够有效应对当时的种种挑战，陷入信仰危机的人们往往会被边缘的、新兴的宗教信仰所吸引。不过，在清末民初这场“宗教热”中，无论是忧国之士反省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追求富强却一再受挫的历史经验，最后提出“立国之根本在宗教”<9>、“救国所以必用宗教”<10>，还是一般社会名士日言提倡宗教以挽救世道人心<11>，较之宗教抚慰人心、满足个体生命意义的存在需求而言，时人似乎大多瞩目宗教于社会的积极功能，至于何为宗教则言人人殊。
作为对应西文“religion”的概念范畴，“宗教”这一新词由日语引入并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广泛使用，由此引出的传统义理与现代精神之间的纠葛，几乎贯穿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脉络，比如在清末新政推动的“庙产兴学”、民元教育改革中的废经罢祀、宪法制定过程中有关国教的争论，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与反宗教运动中，宗教问题一直是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国人绕不开的话题。<12> 而其中牵涉最多的则是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在清末民初知识阶层的“宗教热”中享有一席之地，一方面反映了它确实能够为身处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的中国知识人，提供应对内外危机、重建身心秩序的思想和灵性资源（哪怕是仅仅作为刺激另类价值系统生发活力的间接性资源，比如康有为对孔教会的提倡）；另一方面也说明基督宗教在20世纪初的“黄金发展期”不断拓展壮大，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尤其是民国成立前后，基督宗教较之过往，更为公开、更具组织、更为深入地参与到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中的方方面面，在与时代的交互作用中，呈现出传播教义、引介西学、连结中外，又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的复杂面向。本期两篇主题文章，或回顾天主教徒马相伯（1840—1939）在民初宪法拟议中对信教自由的辩护，或论述新教护教士张亦镜（1871—1931）于五卅运动前后神学思想由保守转向激进，均可视作基督宗教与时代互动呈现之复杂面向的两个例证。
回顾本刊2023年对时代变局中的基督徒知识人这一主题的探讨，可以说，时代变局之下的社会转型固然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危机，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应对之道在于，经历危机的个体和群体能够直面自身的能力与价值作出选择性的改变，也即在内外压力下保留自身中仍然适用于新环境的部分，而改变不适宜的方面。<13> 对于置身时代变局中的传统中国知识人来说，基督宗教不但为其漂泊无定的身心提供了安顿之所，也为其觅求新知、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这一点尤其见之于徐光启（1562—1633）和沈毓桂（1807—1907）的信仰经历。值得注意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家基督徒知识人，其信仰实践没有自囿一隅，离弃浸润于其中的文化传统，而是自觉地参与到与各自时代的对话中，贡献基督信仰安顿人心、整合知行、提供秩序意义和价值系统的能力与智慧。他们（包括马相伯）立足信仰、会通中西，或以著述、或以办学、或以参政的方式，展现基督信仰的规模与荣耀，推动近代中国走向进步，迈入近代文明世界，在在驳斥了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微”，今后亦“归于淘汰”的判定<14>，也在某种程度上提示百年后的今天同样身处时代变局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人，在谦卑与异象中自觉回应所领受的召命，同时抵挡一种轻忽乃至贬低思想与智识生活的声音，拒绝自我菲薄。<15>
<1>丁佛言，“民国社会之大危机”，《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1914年，第1—16页。另参阅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08—909页；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345—348页。
<2>李大钊，“隐忧篇”（1912年6月），《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3>康有为，“与陈焕章书”（1912年7月30日），《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7页。
<4>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8页。
<5>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见氏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第149页。张灝对中国皇权制度下“天子”具有的“宇宙王权”（cosmological kingship）的解读，亦可参阅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5。
<6>张灝，“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见氏著，《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4—158页。另参见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7。
<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779、3781页。
<8>苏雪林，“清末智识阶级的宗教热”，《新南星》第5卷第11期，1939年。另参阅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收入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灝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第201—240页。
<9>蓝公武，“宗教建设论”，《庸言》第1卷第6期，1913年，第3页。
<10>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杂志》第2卷第2期，1916年，第6页。
<11>马相伯，“宗教在良心”（1914年），收入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12>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台湾）第13卷第4期，2002年12月，第37—66页；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43-57。
<13>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X页。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15>参阅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封面：上-马相伯（1840—1939）/《圣教杂志》第1期封面（1912年）；下-张亦镜（1871—1931）/《真光杂志》第22卷第2期封面（1923年）。
封底：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摄影（1913年）。
美术编辑：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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