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找到那截尾巴。就代表不是梦。” 插图：曹青]
他想找到一截尾巴。
妻子发现丈夫最近忽然留意起家里角落，“找什么？”他回答说最近常梦见一只断尾壁虎。半夜，月光洒进卧室，他静看天花板上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醒来后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他答应妻子来见我前，偏头痛已经有段日子。医生检查完，说器质方面没问题。又看了半年神经科和中医仍旧毫无进展。直到一次发作，两百多人通过来不及关掉的领夹麦克风，听到阵阵呕吐声。
以下是他的讲述：
你听过“坎加鲁陷阱”吗？
18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初次见到一种拖着长尾巴、跳跃前进的奇怪动物，就用手势询问土著人这是什么。土著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便答道：“Kangaroo”。从此，“Kangaroo”代表袋鼠写入英文词典。其实，土著人随口说出的“Kangaroo”是当地语言“不知道”的意思。这就是坎加鲁陷阱：当彼此的信息无法真正实现沟通，不交流更好些。
我妈成为全职主妇前在中学教书。我爸按立为牧师后，她辞了职。我记得他们只发生过三次争吵。
中考后我升入本校高中。有位老师名声在外，我妈打听到他会担任重点班班主任。确认好门牌号，低头祷告。睁眼，按下门铃。
坐了不到半小时，老师在本子上记下我的名字和学号。我妈朝我使眼色，刚站起，有人开门进屋。刚打完篮球，满头汗，头发湿漉漉黏一起。清俊。脸颊微红。
看到我，周帅同样吃惊，原本松散的肩膀顿时局促起来。大理石茶几上有个饱满的牛皮信封。它和我都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妈脚步比来时轻快许多，到每层楼依旧会重重跺下脚，震亮声控灯。我胸口如同被大象踏入一只脚。单元楼门口有片狗尾巴草。我一层层往上数。周帅的房间亮着灯。
这事没瞒过爸爸。我以为父母会大吵一架，吃完饭，我妈照常去厨房洗碗。我爸进了书房，没有当场发作。但我知道，这事没完。
果然，过了几天，原本挂在洗手间镜旁的吹风机不见了。
“你爸说，我每天大清早吹头发，太吵。收起来了。”妈妈往后捋头发，“没事没事，自然干对发质好。一举两得。”
周日中午，仇姨拌好饺子馅端到我妈面前，身子侧向她，“这下好了，有时间顾儿子，又能协助郑牧，一举两得。对吧？”我妈正往手上戴一次性手套，发怔几秒，抿嘴笑起来。
我倒希望大人少顾小孩。
教会暑假办夏令营，到第四天，午饭后，大孩子这组由Lisa组织大家玩桌游。Lisa念高中时，我爸曾问她为什么选这个名字：“Lisa也是位圣徒吗？”小姑娘憋住笑，语气恭敬：“牧师，Lisa不是圣徒，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韩国组合BLACKPINK的舞蹈担当。”
我爸心情沉重。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是撒拉、利百加和玛利亚，如今却冒出个Lisa。舞蹈担当——又是什么意思？他把我叫到书房。“你们虽然一起长大。以后还是……你们不是一路人。”
我们还真不是一路人。我学习成绩平平。Lisa大学考到复旦，大三又到荷兰交换一年。大人们对她印象有所改观。
那天下午我走运。到扑克牌排位游戏，第一轮结束，我是大赢家，排位为“皇帝”。第二个手上没牌的人，是“皇后”，第三个是“平民”，剩下的都是“奴隶”。
末位奴隶要把最好的两张牌进贡给“皇帝”，换回随意（通常是最不好的）两张牌。因为享受进贡特权，加上运气好，七轮下来，我一直稳坐“皇帝”位置。
晚餐前，我正暗自小得意，仇姨过来叫我去厨房帮忙，留意到有个女孩一脸失落，问她怎么了。饭桌上，Lisa再次夸我：“不仅靠运气，这个游戏需要策略，还得善于把握时机。”
退修会结束，我爸聊到这件事，扭头转向我：“你不该每次真的换过去差牌。这样她只能一直当‘奴隶’。好歹让对方赢两次。关系比输赢更重要。”我妈认为他小题大做，说那不过是游戏。我爸如果对一件事不认同或不感兴趣，听完，他就会让对方的话直接掉在地上。此刻即如此，他直接进书房，锁门。
从小，我爸就要求房间门可以关，不能锁，“会给魔鬼留地步。”我是教会里唯一不能锁房间门的孩子。Lisa说，偏偏，你爸是牧师。你真可怜。
初二某个早晨，我额头正中鼓起个米粒大的红包。这是我第一次长青春痘。不疼不痒，红彤彤的，很丑。青春期困惑很多。当时不像现在，什么都可以上网搜索。父母房间就在隔壁，我从未叩过房门。那几个月，世界的中心是一颗痘。
化学课堂上，老师提到硫酸，“这种物质有极强的腐蚀性……”听到这句话，我顿发奇想：如果把一滴硫酸滴在痘痘上，是不是可以把它溶解？
实验操作课终于到了。我的脸即将干净如初。每桌两人，分到一个细口瓶，盛有无色透明液体，标签纸上写有“浓硫酸H₂SO₄”。打开瓶盖，无味。老师说，接下来用玻璃棒蘸取硫酸，滴在纸片、木片、布片上，观察，写实验记录。
我裤兜里揣着枚小方镜，准备最后偷偷用玻璃棒对准额头中心，轻轻一抖，滴落丁点儿硫酸，迅速溶解掉那颗痘——当然，这仅仅发生在我想象里。亲眼看到硫酸将纸片、木片、布片腐蚀、碳化，所接触的地方变得焦黑后，我完全忘掉了那个蠢主意。
这颗痘会停留多长时间呢，初中、高中、大学，搞不好是一辈子。它浓缩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哀愁和羞耻。从那天开始，我放弃了。然而那颗痘并没有随我跨入大学。时间施展魔法，不知不觉涂掉了它。我记不清楚，是一夜之间不见踪影，还是循序渐进慢慢消失？发现时，它已经不见踪迹，连痘印都没有。
我幻想那个问题能像青春痘一样，不知不觉消失。我祈祷。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海洋馆看海豚表演，兴奋鼓掌。下一秒，想起曾看过新闻，海豚被圈养在这监狱，每天吃冷冻鱼，训练，供人观赏，又觉难过。愉悦是真的，罪恶感也是真的。
Lisa说起她的经历。好像仰躺于水面，身子摇摇晃晃。屁股底下湿了。尿失禁。狼狈不堪。不如死了算了。在急诊室，医生用银色铁钳撬开嘴，固定住，拿来根粗管让一直往下咽。中途不断干呕，满脸鼻涕眼泪。被一堆人摁住。管子从食道捣进胃里。喘不过来气，想跟医生说要窒息了。
医生大吼：“不要说话，会呛到肺里！”
咸味溶液灌到胃里，又抽吸出去。反复灌进、吸出。不停呕吐。洗胃溶液、呕吐物从鼻孔冒出。没有人样了。灌完三桶后，胃空了。开始呕胆汁。往外抽管又干呕一阵，口腔酸疼。像是死过一回。护士过来整理污物，帮忙擦干净脸。全程面无表情。当晚留下输液，第二天回了学校宿舍。
学校联系到Lisa父母。“你有什么资格抑郁，非洲小孩连饭都吃不饱。打开冰箱，拿可乐还是苏打水？这就是你的烦恼。”这是她妈挂电话前最后一句话。
“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上帝没有能力吗？要多为女儿祷告。”
Lisa妈听完没吭声。从讲道台前转回身，重重地落到一张空椅子上。
祷告会结束后，我妈挤过人群，抱了抱她。
会友移民加拿大，要处理车，想优先卖给我爸。爸妈卧室传来争吵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吵架。第二次是我爸提出想读博士。
几家教会要联合办活动，牧师们开会，有人通知他提前到场。他烧好水，摆好座位姓名牌。半小时后，其他人陆续落座。尽管他跟同工开会强调，上台讲道和在厨房切土豆，在上帝眼里都一样。直到有人开始祷告，他还在继续走神：到底为什么选我，离得又不近。祷告结束，大家寒暄。他终于找到不同，在场除了他，清一色国外博士毕业。
他提到会友逐渐多起来，有危机感，需要继续受装备。我妈说那全家一起祷告，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带领。
啪。
我爸忽然落筷：“动起来才知道方向。只原地祷告，什么都不会发生。”
新年元旦假期，Lisa和荷兰丈夫在教会举行婚礼。那段时间，台湾同性婚姻平权公投正进行，教会简报用红字粗体提醒大家为此祷告。
我和周帅是伴郎。第一次见他戴领结，与平日不同。我极力克制，只敢用余光扫过那张脸。
“同性恋的后果，是艾滋病、社会犯罪、家庭瓦解。”我爸把握时机，透过领夹麦克风，强调婚姻是一男一女神圣结合。男。女。神圣。重音落得愈发强烈，经音响扩大，让同性恋听起来成了最严重的罪。
周帅脸色越来越难看。毫无疑问，我爸搞砸了婚礼。不只因为严重超时。
我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春季退修会分享环节，我抽到的小纸条问题是“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大家等待我的答案。
我以为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解决那个问题。原来不是。他在笑。一个忧伤的牧师没办法骗过他的家人。“我梦想爸爸能快乐起来。像以前那样。”我已经成为大人了，知道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梦想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从小演圣诞剧主角，我是个好演员。
年末，大家相聚送别一位会友。他父亲，一位背微佝偻的白发老人，招待大家中午吃饭。上菜前，有人陆续站起，诉说关于他的点滴：几年前，他刚过四十，动完胃癌手术，日子开始倒数。但依旧热爱生活，我们一家去探病，他反倒关心询问家里近况，还建议我爸戴手表监测睡眠质量。他深夜常常疼醒，辗转反侧，只好握拳抠搓右手虎口。硬生生把块软肉抠成硬皮。从上海治疗回来，他声情并茂重演一家人在迪斯尼的快乐时光。如何省钱，如何玩得高效、避开那些排队过长的项目。没想到几天后忽然躺进ICU。大家轮流陪守。
我爸最后发言，情绪激动：“他已经提前去赴天上筵席。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我们不必过度悲伤……”家属那桌全程沉寂。我妈突然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起身到家属那桌，加了个座，用开水涮碗、倒茶。他母亲神情颓丧，直直盯着桌上的菜。一动不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大陆板块交界处，地震频发。国鸟叫极乐鸟，又称天堂鸟。除了澳大利亚，那里也有袋鼠。差派典礼那天，我穿着黑色西装，在台上挥舞新几内亚国旗。成为牧师儿子以来，我第一次不用穿二手衣服。黑色西装很合身，配上牛津鞋，非常优雅。
您听过袋鼠家族的“种族歧视”吗？没想到吧，非常严重。它们不能容忍外族成员进入家族。新成员要想被接受，要经过一番教育训练，直到学会许多“规矩”，才能融入家族。如果家族成员长期外出，再回来也不受欢迎。
周围突然剧烈摇动。
“地震了！”
我想起迪斯尼的旋转“疯蜜罐”。欢快音乐中，人们神色如常，低头看手机、拍照录视频，头戴米妮发箍的小女孩满脸百无聊赖，工作人员不断提醒“自拍杆收起来，自拍杆收起来。”
和其他男士眼神接触又飘开的瞬间，在场父亲心意相通：要不是为了孩子，谁来坐这个玩意儿？没意思。我爸就使坏，用力转动中间圆盘，我坐在公转加自转的罐子里，晕头转向，大喊“别动，我想吐！ ”
我爸呵呵笑。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郑牧，不必改变世界。不需要每天接长长的电话，听他念儿子不成器，听她怨股票亏了要死守回本，不需半夜打车去疏通马桶，被女信徒出轨的丈夫打破头。忧伤还未爬上那张脸。
闭眼之前，我想记住这个松弛快乐的他。
我被送回了家。爸曾说过，这种告别世界的方式，最合上帝心意。我知道运气好，也善于把握时机。一举两得。这回，他会不会仍旧站起来，仍旧慷慨：“他已经提前去赴天上筵席。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我们不必过度悲伤……”
两个月后，我爸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一份压缩打包的日记。
妈妈问他最近怎么了，成天闷书房里。我爸已经老了，知道什么叫善意的谎言，他闭口不言。但Lisa不这么想。电子邮件投递地址来自荷兰。
讲述结尾，他又提到那只断尾壁虎，“如果我找到那截尾巴。就代表不是梦。医生，我不想伤害谁。它为什么要这样。”
“即便断尾无数次，壁虎会一直活着。我想它会原谅你的。”
他没有说话。
计时器数字已经跳过整点。
我别无选择：“那你呢，郑牧师，你愿意原谅自己吗？”
2022年8月
（作者为前媒体人、兼职教师。现学习写作散文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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