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20岁的清华学生、“天才学者”张荫麟（1905—1942）在《清华周刊》撰文，缕述近年来清华校风由此前的“洋化”、“教会化”，一变而为“提倡国家主义”、“反对教会化”，欣庆之余却见“唯教会势力之猖獗，则毫不减昔”。有感于此，作者振臂而呼，声讨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建教会、办学校、组织青年会，无非是充当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先锋，蚕食中国人的国民心：“呜呼，传教之事业多做一分，即救国事业少做一分；教会多一个忠仆，即中国少一个国民！”将福音与救国、教会与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正是当时主流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典型指控，这也成为当时中国基督徒卫道护教的回应焦点。对比三年前《清华周刊》发行“双四特号”，欢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本校举办，到如今该刊的根本主张，为“攻击教会风气”，“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前后天壤之别的变化不仅是一所学校校风之变，更折射出一个时代风气之变。<1> （更多…）
[照相馆老板民民在洗印照片。绘图：曹青]
前 言
现在常常虚构历史。西城长大的乔宾, 一个为语言所困扰的孩子，不得不将长安路的历史分解为一些老照片。从五张老照片开始，全是“美丽新世界”照相馆老板民民的作品。照片里面关着一些旧时代的精灵，当年的沪西长安路，以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串起西城的一系列小人物：享受自由感觉的长春、追求美的民民、美的化身红英、憎恨私有制以至反对传统婚姻的师傅等等。
老照片，不再是扭曲的记忆或虚构，而像是为了要回答现在和过去的问题：一旦照相馆关门后，“美丽新世界”是即将到来呢，还是刚刚过去……
[题图：始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被逐出伊甸园（西斯廷教堂壁画，米开朗琪罗绘，1509年）]
编者按：本文探讨了基督教神学中创造和堕落的神学意义，指出“联合而效法”、“虚己而（被）充满”的生命状态，正是作为按神形象受造之人正当且合宜的生存样式。相反，堕落的生命形态则以自我为中心，寻求个人的独立、神化和荣耀，最终却走向空虚和灭亡。这两种不同人生哲学的根源在于对受造现实及其与创造主关系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两种进路，旁征博引，为我们认识基督信仰的上帝观和创造论，乃至更为宏大丰富的属灵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作者行文情理并茂，隽语迭出，耐人回味。 （更多…）
[题图：《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面（2008年）]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已成为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巨变的经典作品，此书分为“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帝国主义”是这部巨著的第二部，1968年也作为单行本出版。作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之一，阿伦特在“帝国主义”开篇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的观察，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历史阶段，以1884年西欧列强对非洲的争夺和各种世界性运动的产生为起点，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终点。不过，与霍布森从经济学以及列宁从政治经济学对帝国主义的经典研究不同，阿伦特此书考察的是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一“全新的政府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更多…）
[题图：提多凯旋门浮雕（局部），展示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陷耶路撒冷后掠夺的战利品。该作品被视为犹太人流散（Jewish diaspora）的象征。]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近期在BC讲坛一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论及神国子民的散居与寄居。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这些散居与寄居多数是在不同帝国统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观察在世界性帝国不断交替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上帝子民的基本生存形态是怎样的。本文经作者授权本刊发布，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来的标题做了改动，并尽量保留了讲稿的口语风格。特此说明。 （更多…）
[题图：广州十三行全景（1805—1810）]
一、引言：一个卑微的开始
1807年9月6日晚八时，经过114天的海上航行，25岁的伦敦会青年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广州。船还未在十三行码头靠岸，眼前的景象已令他颇受冲击：“（岸边）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中数百只穿梭往来的小舟中数以千计中国人的大喊大叫声，尤为刺耳······这真是我度过的最不舒服的一个安息日。大约八点，当我（乘坐的船）驶过这些小船时，我看见许多点燃的小木片像火柴那样在他们的船头闪闪发光，向船主们假想中的神明致敬。我自言自语道：‘噢，这些无知、精明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1> 初来乍到的马礼逊想要立刻投入宣教工作的心情颇为急切，但当务之急是要先在广州商馆站稳脚跟，寻找学习中文的机会。 （更多…）
[题图：龚心铭题赠林乐知夫妇照片两幅，1901年3月。藏于 Box OP1, Folder 8, Young John Allen Papers, 1854-1938, Stuart A. Rose Manuscript, Archives, and Rare Book Library, Emory University。此图片拍摄于2021年8月26日，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善本馆。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1901年的元宵节过后，一位中国人向一对美国夫妇赠送了两幅照片。上面有他的题词，其中一张写道：“乐知林先生将返美国，其夫人仍寓申江，长女并男安庆均从林夫人受西学，先生皆笃爱之。濒行囙并立作照，老安少怀，中外禔福。愿於此图征之焉……”。另一张则记有：“……先生与予并立，中坐者为林太太，左为吾女大保，右为男安庆。題此以赠林先生携归美。用识不忘……”。<1>
我在2021年8月26日下午第一次看到这两幅照片。那是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图书馆善本馆。就像照片上的题字所言，这相片与林乐知及其夫人有关。我正是于初次浏览此图书馆所藏的林乐知档案时见到这两张照片。对于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杨·约翰·艾伦，1836—1907）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毕业于埃默里学院后去往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尤其以创办影响晚清历史的《万国公报》闻名。<2> （更多…）
[题图：美国历史学者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
历史学者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该文的主旨是将传教士的事业置于帝国主义这一框架下进行讨论。作者认为，虽然传教士不能被完全视为经济或政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其身为“有意识的基督教推广者······不可避免地以十字军的方式传福音，对当地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了致命的打击。”<1> 换句话说，施莱辛格认为传教士犯有文化侵略的行为，这种行为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中思想和价值观有目的的侵略”。<2>
本文试图论证传教士对当地能动性（agency）的一种更复杂的历史影响。诚然，历史上不乏传教士对当地人居高临下、实行家长制的例子。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将原本复杂的现象过于简单化。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到，从历史上看，传教士确实给所在的当地文化带来了切实的转变。无论他们是否将传教(evangelizing)与文明化(civilizing)的使命区分开来，哪怕一些传教士有意防范后者，他们带来的信仰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之深往往出乎意料。 （更多…）
1924年8月，非基运动在沉寂两年之后再掀高潮。其时代背景是国共两党合作，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广泛传播，收回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与过去的反教言论相比，“帝国主义”一词频繁见诸报端和各种反教期刊。这一持续到1927年春北伐时期的反教运动，正如论者所说，其特征是专反基督教，彻底政治化，重点不再是反对“宗教”，而是反对“西方的”宗教，并且反对的主要理据已不是科学与理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阶段的反教已经不是一项学理或研究讨论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1> （更多…）
